本世紀中國能成爲數學大國嗎？ [美] 李學數放大眼光展開壯志，把中國建爲數學大國。-------陳省身1990-10-26我們更該想的是數學大會後怎樣使中國的水平趕上發達國家。這比在大會上做幾十個報告來得要緊。-------陳省身2002-8-20數學的基礎研究很重要，它是提升整體科技水平的基礎，是營造全社會科學文化氛圍的關鍵，是直接關係到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高低。如果基礎科學的水平上不去，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也不會強起來。比如，ＩＴ産業的發展，幾乎全部依靠數學。如果數學水平上不去，ＩＴ産業就難以形成核心競爭力。---------丘成桐 2002-8-國家的興盛與數學的進步和完善有著緊密的聯繫。-------拿破侖美籍華人數學家陳省身是現代微分幾何奠基人之一的國際數學大師，對促進微分幾何同周圍的數學領域相結合的演化，以及後來逐漸地把幾何學推向數學中央舞臺起了重要的作用。楊振寧稱譽他是繼歐幾里德、高斯、黎曼(Riemman)、嘉當(E. Cartan)之後里程碑式的數學家，培養了一大批包括丘成桐、吳文俊在內的世界知名數學學者。1990年十月二十六日陳省身在臺灣成奶j學，十月二十九日在中興大學演講說: “中國數學的發展已具有充分的條件，不妨考慮一下當前有些什麽事可做： 一、要有信心。千萬把自卑的心理放棄，要相信中國會産生釵h國際第一流的數學家。也沒有理由中國不能産生牛頓(Newton)、高斯(Gauss)級的數學家。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寫過一本書，記載中古時代德國音樂家在羅馬的故事。羅馬人笑他們，這種野蠻的人，如何懂音樂？沒有多少年德國出了巴哈、貝多芬。我做學生的時候，曾經看見日本人寫的文章，說中國人只能習文史，不能念科學。這種荒謬的說法，當時也可言之成理。 中國應建立若干基地。交流仍是必要的。但應求逐漸對等。 二、希望社會能認識中國成爲數學大國是民族的光榮，而予以鼓勵和支援。例如，不要把數學家看成「怪人」。中國沒有出牛頓、高斯這樣偉大的數學家，是社會的、經濟的現象。中國的大數學家，如劉徽、祖沖之、李治等都生逢亂世。我想治世時聰敏人都去求它W做官去了。這情形現在並沒有改變。要提倡數學，必須給數學家適當的社會地位和待遇。 願中國的青年和未來的數學家，放大眼光展開壯志，把中國建爲數學大國！” 在1993年，陳省身和丘成桐一起向江澤民主席建議，中國爭取在世紀之交舉辦一次國際數學家大會，釵h國家以能主辦國際數學家大會爲榮，它不但代表了主辦國的數學發展水平，也代表了該國的國際地位。如今陳省身夢想終成現實。第二十四屆國際數學家大會在北京舉辦。 2002年9月9日教師節南開大學學生合唱團與交響樂團的同學送上了優美的歌曲和絃樂四重奏，作爲92歲陳省身的教師節禮物第二十四屆國際數學家大會在８天的大會學術交流中，幾乎每天都有中國數學家作4５分鐘報告。陳省身、丘成桐等享有國際聲譽的華人數學家對中國本土數學家群體的這次亮相表示欣慰。以往，中國數學家在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作邀請報告的只有華羅庚、吳文俊、陳景潤、馮康、張恭慶、馬志明等6人。但在2002年國際數學家大會上，則有劉克峰、戎小春等11位中國數學家作45分鐘邀請報告。此外，田剛院士作了一小時大會報告。這一現象表明中國數學研究的實力已大大增強，也表明中國舉辦本屆大會，是中國在國際數學界實力和地位的反映。中國數學界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大師在數學家大會上作報告，而只有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特聘教授田剛應邀作1小時大會報告。8月22日的《南方周末》有文章說，實際上，田剛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全職教授，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美國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份光彩並不屬於中國本土的數學家。現在44歲的田剛，是國際公認的最傑出的微分幾何學家之一。田剛讀北京大學追隨張恭慶院士，又到了美國追隨菲爾茨獎獲得者丘成桐。1998年受聘爲北京大學第一批“長江學者”，2001年當選爲中國科學院院士，現任北京大學教授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講座教授。在上一屆菲爾茲獎評選中，遺憾的是田剛進入了最後一輪的角逐，沒能獲獎。 有兩名中國數學家向菲爾茲獎評選委員會提出參評申請，但因爲評委認爲其成果還夠不上“最領先”而落選，這次數學家大會上，中國沒有數學家得菲爾茲獎。楊振寧曾經不久前預言：中國科技未來三、四十年內可能衝到世界最前線，取得諾貝爾獎級的成果，這個領域很可能就是數學。而自然科學史專家董光壁認爲，也陪n經過一百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國才有可能成爲世界科學強國之一。中國數學會理事長馬志明表示，中國的數學研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今後幾年中國的數學家獲得菲爾茲獎不是不可能的事。 數學是中華民族擅長的學科，中國産生過祖沖之、劉徽等數學家。國際數學家大會主席、著名數學家吳文俊說：“從零到十，十進位是中國人的創造。最早的幾何學、最早的方程組、最古老的矩陣，等等———中國曾經是一個數學的國度，中國古代數學在世界上的位置遠比今天要靠前。在三、四百年前，中國科技漸趨衰落，數學的發展也陷入低谷。 在中國現代數學史上，直到20世紀30年代，現代數學才被引入中國，出現了一批卓越的數學家像陳建央B蘇步青、江澤涵、熊慶來、曾炯之等人，通過他們國際數學界對中國數學開始關注。20世紀中國産生了華羅庚、陳省身、陳景潤、馮康、吳文俊等釵h國際公認的數學大家。他們在數論、定理機器證明、微分幾何、拓撲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數值分析和控制論等領域裏，取得了具有國際水平的成果。8月15日，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在中科院問國際數學家大會主席吳文俊院士：“除了華羅庚、陳省身、陳景潤、馮康和您的工作外，您還能說出二十多年來中國在世界上有哪些‘叫得響’的成果？” 吳文俊回答：“我倒不敢說了。即使有，至少我一下子說不出來。我們還有很大差距。” 記者問：“中國數學界除了華羅庚、陳省身稱得上大師之外，改革開放二十多年還有沒有這樣的人物？” 吳文俊答：“還有沒有？不敢隨便說。因爲大師除了要求個人成就之外，還要有指揮千軍萬馬的本領。” 8月17日的北京國際弦理論會議上，記者問這位迄今唯一獲得“數學諾貝爾獎”菲爾茨獎的華裔學者丘成桐：“一次國際會議的意義究竟有多大？中國數學真的像一些人說的那樣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了嗎？”丘成桐沈吟片刻答：“差得還很遠。” 記者又問：“您對華羅庚、陳省身和馮康3位數學家評價很高。而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中國數學界既沒有出現領袖似的科學家，也沒有世界一流的成果，是這樣嗎？” 丘成桐回答：“我們科技水平和國外確實有一段距離，數學也比較落後，對世界影響不大。” 記者第三次問：“科技是中國‘十五’發展最大的瓶頸嗎？” 丘成桐十分肯定地答：“當然，科學是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原動力。沒有基礎科學，就沒有經濟的長遠發展。我們用的大多是國外的成熟技術，知識産權也大都掌握在發達國家手裏，形勢不容樂觀。” 張奠宙回憶在1988年中國數學界曾對國際數學研究格局做出判斷：美蘇繼續領先，西歐緊隨其後，日本迎頭趕上，中國是個未知數。“經過十多年發展，這個未知數初步有了一個‘解’，這就是，我國現在是一個潛在的數學大國，但是還沒有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需要繼續努力。” 此次大會上做學術報告的陳木法教授說：“我國數學水平排在美、德、法、日、俄、加等國之後，僅處於發展中國家的第一方陣，只能在某些領域和世界對話。” 北京8月27日吳文俊呼籲，中國數學工作者不僅要振興，更要“復興中國數學”。他說，這對弘揚中國古代的數學研究成果，啓發中國數學未來的發展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吳文俊在作題爲《中國古代實數系的發展》報告中，主要以《九章算術》和劉徽的《九章算術注》爲依據，說明中國早在西元前1世紀就發展了實數系統。他說：“中國古代的實數系統是世界上最早的，是中國的獨特創造，這一創造在人類文明史上居於顯赫的地位。歐洲直到19世紀才發現這個問題，而且引進的實數系統，比我們中國古代當時的實數系統還要差多了。我們的數學不光是要振興，還要‘復興’。” 中國古代數學曾經獲得高度的發展，直到14世紀，在數學釵h領域都處於國際領先地位，是當時名副其實的數學強國。但是，西方一些數學史家卻忽略這一點，不了解也不承認中國古代數學的光輝成就，將其排斥於“數學主流”之外。 八十一歲的吳文俊說要“復興中國數學”吳文俊在自己的研究過程中，從中國古代數學中受到了巨大的啓發。他把中國傳統數學的思想概括爲機械化思想。20世紀70年代，受古代傳統數學與電腦的啓發，他形成了一個初等幾何定理的機械化證明的思想。這一研究開創了機器定理證明的時代，國際上稱爲“吳文俊方法”和“吳消元法”。2001年，他因數學機械化和拓撲學等方面的傑出貢獻，摘取我國首屆最高科技獎桂冠。在國際數學家大會結束以後，人們認識到，中國大師級的數學家還是太少，中國數學離世界先進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應該做些什麽。丘成桐說:“我們的科技水平和國外確實有一段距離，數學也比較落後，對世界影響不大。中國數學離世界一流水平差得還很遠。中國的數學雖然在歷史上曾經取得過一些成就，但由於中國的數學家過於重視應用而忽略了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因此對國際數學界影響不大。當然，在近現代，中國的數學家還是有過不小的成就的，如陳省身先生和華羅庚先生。但在總體上說，目前中國的數學研究還比較落後，其主要原因是太講求應用數學。科學研究不僅要注重應用科學，更應該重視基礎科學。我們這次在浙江大學設立數學研究中心，就是想培養本土化研究人才。”阻礙中國數學發展的幾個原因 不少專家都提到了阻礙中國數學發展的幾個原因：(1)進化論的奠基人達爾文(Darwin ) 與他的表妹結婚，他的6個孩子中竟有3人中途夭亡，其餘3人又終身不育。達爾文到了晚年，在研究植物的生物進化過程時發現，異花授粉的個體比自花授粉的個體，結出的果實又大又多，而且自花授粉的個體非常容易被大自然淘汰。這時，達爾文才恍然大悟：大自然討厭近親繁殖。中國學術界卻盛行“近親繁殖”，不利於形成自由平等的良好學術風氣，並窒息中國數學家的創造力。(2)中國年輕數學家“進入前沿，切入正題”較晚。根據一般規律，數學家創造力的黃金時期一般在25到40歲之間，如唯一一位華人菲爾茲獎獲得者丘成桐教授，33歲就證明出卡拉比猜想和正質量猜想，而伽羅華不到20歲就創立了影響頗大的“群論”。但從中國情況來看，30歲左右的數學博士，能夠被賦予獨當一面科研機會的人很少，中國的年輕數學家普遍缺乏國外年輕科學家挑戰權威的勇氣和精神，短短的黃金創造期一閃即逝。(3)中國的數學教學體系限制了學生們想像力、創造力的發展， 在美國，剛入校的大學生可以不受專業限制，全憑自己興趣選修課程，直到大三才最後定下專業，與目前大多數中國高校不顧學生興趣特長，只看分數高低，一進校就定死專業的做法相比，前者顯然更容易激發學生的創造力，讓其少走彎路，加快成長速度。 (4)科研體制的重量輕質，急左韺Q。 中國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專研的是自然科學和軍事科學，指出浮躁是當前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心態，科技界也未能倖免。有的人爲了高速度、高指標地出成績，脫離實際，背棄規律，竭澤而漁，導致“明年再無魚也”。他強調說，這種妄圖在科學上一夜成名、尋找“終南捷徑”的做法，是青年人成才之路上最要不得的 秦老先生說，現在學術腐敗嚴重，抄襲現象屢禁不止，大家都想“熱鍋快炒”，舊花架子用來頂事，這是青年學者成才之路上可怕的“瘟疫”。(5)數學科研人員待遇偏低，吸引不了人才等等。陳省身1998年在接受《美國數學會通訊》採訪時曾說：“中國數學發展的一個主要障礙是研究人員待遇太低。”以當年度爲例，數學院的正研究員月收入多者不過七八百元，即使混到院士的份上，月收入也不過一千五六百元，甚至不及一個計程車司機月收入的二分之一。中國的科學家，還得爲每天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之類的生活瑣事而消耗腦細胞。如何能吸引青年才俊呢？當然，近些年此類狀況已大有改觀，但距某些熱點行業的從業人員的待遇仍有不小差距，距發達國家的科研人員待遇就相差更遠。9月2日人民網發表文章《尋找咱中國自己的“霍金” 》: “近日在北京召開的國際數學家大會這個大師雲集的舞臺之上，英國康橋大學的霍金、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納什以及8位菲爾茲獎得主紛紛登臺亮相。但作爲這次大會的東道主，中國的數學大師們在這些國際巨星的映襯之下，卻顯得黯然失色了。那麽，是什麽因素導致我們本土的科學家在國際學術舞臺上處於如此尷尬的地位呢？首先是急左韺Q和唯考是取的人材培養機制，使得産生大師級人物的土壤嚴重沙化。我們國家在基礎教育階段存在的應試教育傾向，使得學生一個個都變成了“考試機器”，他們時時在爲考分忙碌，整天在爲“標準答案”分心，哪有時間去思考問題，去開發自己的興趣。如此教育模式，最終將學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以及創新精神悉數抹殺殆盡！即便是大學階段，因爲就業競爭因素的影響，使得大學生更多地考慮更現實的就業問題，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能找上一個好工作和如何能掙上更多的錢之上了。在此教育模式的導引下，師生雙方均爲“分數”而瘋狂，他們的共同目標，就是令學生考取學位，拿取文憑，並找到一份待遇高、有前途的工作。如此，知識只是一塊敲門磚，一旦達到目的，就被棄置一邊了。 其次是學術研究投入乏力，學術殿堂猶如“雞肋”，難以對人才形成磁鐵效應。再者是缺乏創新氛圍，學界浮躁之氣久飄難散。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但由急左韺Q心態的驅使，釵h科研人員再沒了陳景潤那“十年磨一劍”的精氣神，而是熱衷論文的數量多少和刊發級別高低，浮躁之風愈演愈烈。更有甚者，一些研究人員爲應付評審，乾脆弄虛作假，騙取榮譽。正如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院長楊樂院士所說：“基礎研究不能搞短平快，寫10篇平庸的論文不如寫1篇不錯的論文，寫10篇不錯的論文不如寫1篇突出的論文。”但一些管理部門做了投入以後，卻希望馬上看到成果，採取的評價辦法又過於簡單，僅僅看你發表論文的數量、院士的多少等。這種管理體制，滋長了這股浮躁之風。” 有如此風氣的導引，不出優秀人才，不出重大成果，已不足爲奇，就更別提誕生“中國霍金”了。 朱新美在人民網9月5日議論:”中國出不了世界級的大數學家，有人認爲是體制的問題。在前幾年的表現是工資收入體制上，研究人員待遇太低，1998年，在數學院，正研究員的月收入最多爲7、8百元，即使是院士，月收入也不過1千多元，而一位計程車司機每個月可以掙3千元，這樣一份收入，當然沒法讓我們的一些青年科學家盡心盡力研究，於是就有過這樣的抱怨：每天考慮的是柴米油鹽，上下班接送孩子，買便宜一點的菜和衣服。但是現在呢？助理研究員的月收入近3000元，正研究員的收入達到了6000元左右。數學院還獲得3000萬的投資，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大樓。辦公條件好了，還是沒有什麽在國際上叫得響的成果，於是有人認爲還是體制問題，管理部門要求論文的發表數量制約了基礎研究。個人待遇和工作環境在逐步改善。近年來，國家對基礎研究的投入開始明顯增加，在國家投入鉅資的“973”專案（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專案）中，有不少是數學專案，比如核心數學的前沿問題、大規模科學計算研究等。中國科學院系統的創新工程、百人計劃、高校系統的985工程、長江學者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數學天元基金……這一切使得數學工作者們的個人待遇大大提高，工作環境、科研條件也明顯改善。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組織數學家成立了“核心數學中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和“複雜性科學”兩個國際研究團隊，向一些世界性的數學難題發起衝擊。目的就是希望最優秀的年輕人不受現有評價體系的束縛，不是爲生存去做一些一般問題。當然，基礎研究有自己的規律，不是事先能設計好的。 簡單地怪罪體制是不恰當的，可以說，現在體制上的某些缺陷和存在的問題是上個世紀50、60、甚至是70年代形成的，而正是在那個體制有著存在嚴重缺陷的時代，卻出了個陳景潤。我們敬仰的陳景潤先生就是在那個時代，坐在那6平方米的小屋中，在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筆，耗去幾麻袋的草稿紙進行數學研究，從而取得了聞名世界的成果。我敢肯定，現在最差的研究環境也要比陳景潤好，可爲什麽沒有産生陳景潤第二呢？還是數學院副院長袁亞湘說得好，“現在數學研究的軟環境還不如陳景潤他們那個時代。”這恐怕就是出不了陳景潤的根本原因了。這種“軟環境”，我的理解是物欲世界與精神世界的問題，二者不可兼得。搞研究做學問要的是一種孤獨的精神，越往上攀登同伴就越來越少，也正如霍金在《果殼中的宇宙》一書中引用過的莎士比亞《哈姆雷特》裏的一句臺詞所說的：“即便把我關在果殼裏，仍然自以爲無限空間之王！” 我們完全可以用這一句話來形容他及陳景潤先生的生活及取得的成就。要像霍金、陳景潤那樣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當然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他們那種研究境界卻是一個真正的研究者必須達到的。如果我們的科研人員能在眼下物欲橫流的現實中，置五星級酒店、寶馬賓士、別墅草坪、桑那按摩於不顧的話，我想出幾個陳景潤還是有希望的。”傅振國《放眼中國的數學星空》說:“例如，一些人的尼Q觀點太重，數學幾成冷門。學生和家長瞄準的是畢業就能賺大錢的專業。能像華羅庚、熊慶來、陳景潤等數學家前輩一樣，忍得住窮困，耐得住寂寞的人不多了。而數學好像是在故意考驗人們，連菲爾茲這樣的最高級獎項，獎金也不過4000美元。 學術考核評估機制存在相當大的問題。一些單位把發表論文的數量與獎金、評職稱掛鈎，導致很多人去尋找討巧的題目而迴避原創性研究。缺少原創性研究，獨創的東西不多，正是中國數學落後的“命門”。 改革教育制度，培育科學精神，完善科研機制……都是復興數學強國亟待解決的問題。”同一天人民網文志傳對一些教授急左韺Q、投機取巧、弄虛作假、抄襲剽竊提出這樣的看法:“ ……教授必須上課，因爲這是構築金字塔基礎必不可少的工程。然而我們的確有些教授只做課題不上課，尤其不願意上基礎理論課，這不但不利於基礎理論的建設，也不利於基礎理論隊伍的建設。“板凳要坐十年冷”，切莫熱衷於上鏡頭、做廣告，搞什麽“自我宣傳”。無論是霍金、納什，還是華羅庚、陳景潤，都是坐冷板凳坐出來的，如果他們急左韺Q，能有令人矚目的成就嗎？張恭慶院士直言不諱：上一屆獲得菲爾茨特別貢獻獎的懷爾斯教授“兩耳不聞窗外事”，潛心鑽研7年才攻克“費馬大定理”；這一次，拉佛閣也是花了近10年時間，才在“朗蘭茲綱領”上獲得突破性進展的。他確信：“一流成果需要十年磨一劍的恒心；數學大師更離不開幾代人的薪火傳承。” 其他科學亦然。” 網友朱新美所說的「如果我們的科研人員能在眼下物欲橫流的現實中，置五星級酒店、寶馬賓士、別墅草坪、桑那按摩於不顧的話，我想出幾個陳景潤還是有希望的。」這句話很有現實意義。數學院副院長袁亞湘說得好，“現在數學研究的軟環境還不如陳景潤他們那個時代。”本人也認爲這是中國鮮見世界級數學家的根本原因。 回頭再看一下數學家陳景潤的研究事迹，我們發現陳景潤先生真的是達到了“即便把我關在果殼裏，仍然自以爲無限空間之王！”的境界。似乎大科學家都有這種精神境界。這種精神難道不值得我們現在的科學家學習嗎？在此，我們要感謝老一輩科學家爲中國所作的成就，正是因爲他們艱苦的奮鬥取得的“兩彈一星”的巨大成就，才真正確立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我們除了感謝這點外，還應感謝他們爲中國留下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那就是被稱之爲“兩彈一星”的精神。”有人卻說難道不是體制問題嗎？對於《中國鮮見世界級數學家是體制問題？》這篇文章的觀點，我不同意，也很反感，我認爲這裏根本不是在論證一個問題，而是在用意識形態給別人戴帽子。如果說這篇文章認爲不能啥事都扯到體制問題上，那我又要問，爲什麽不考慮體制因素？ 不說別的，就說我國難出大家這件事，如果收集的資訊充足，並且能夠做一些比較，那麽就很能看出，中國的體制問題實在是不容忽視。以前不是有報道說，爲什麽我們很多科研人員，在國內搞不出什麽名堂，可是一到國外，成果就出來了。還有報導說，爲什麽我們很多留學國外的人員不回國，有人專門對此作了採訪調查，結果很多被採訪調查的留學人員說，國內缺乏科研的氛圍，難出成果。在國內往往是各種應酬會議等等多的不計其數，於是乎研究人員很難有心思和時間潛心研究，而在國外，研究的環境寬鬆，研究人員願意投入到研究中去，甚至吃飯睡覺都在考慮問題。這麽看來，我不知道上述問題是不是體制問題。 我明白上文想要表達的一個觀點是，想把責任推到研究人員個人身上去。可是我就不明白，同樣的人，在國內國外兩個不同的環境下，結果會差別那麽大？！我們不能不看到國內的科研環境，以及在此環境下，我們很多科研人員究竟所幹的有多少是分內的事，以及這些人“不務正業”究竟是出於什麽原因。不管怎麽講，我認爲把原因歸結到個人身上是難以站住腳的，因爲這不是個別的事，而是比較普遍的情況。這，難道與體制無關嗎？ 上文厭煩啥事都扯到體制上（原文話：“體制成了一個筐，什麽爛事醜事無能的事都可以裝進去”，“體制問題成了他們挖社會主義牆角的擋箭牌”），明眼人一看，這就很帶有意識形態色彩。嗚呼！我不想多說了，我想這個世界終究是競爭的世界，而競爭是殘酷的，既然不願意去找自己體制的毛病，那麽當然就只有等著吞咽失敗的苦果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科學家也是人，尤其是年輕的科學家。科學家中男性佔據絕對優勢，而在當今的社會中男性所承受的社會責任和壓力遠大於女性。文章中所舉的陳景潤是極其特殊的例子，陳景潤的個人問題的解決也是依靠組織幫助的，試問現在還有那個小夥子肯像陳景潤那樣孤守清平？ 我們要解決的是現實問題，所以要求我們做到與時俱進。社會的現實是沒有人肯在現在的條件下“賣力”了，讀書好的人不是出國就是謀一高薪職位。如果社會條件好的話，爲什麽沒有人肯去做這件事呢？” 雲南省西雙版納景洪農場中學高級教師 黃敬川在題爲《我國不可能出世界級科學家的原因》寫道 : “我們都生活在中國，對中國的情況最了解。有些單位的技術尖子，要麽被“提拔”當了官，荒疏了業務，要麽被壓得擡不起頭來，要麽跑到外國去了。您說，我們能夠出世界級的數學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嗎？”九月成都召開的中國科協學術年會，作爲世界最大的科技團體中國科協自辦會開始，就力圖通過辦好學術年會對過去中國專業性小會議過多的情況進行整合，以高水準的學術年會來取代數量衆多但低水平重複的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協副主席、北京工業大學校長左鐵鏞說:“有些工科學生，竟然連劉備是誰都不知道，真讓我感到不可思議！思想道德是靈魂，文化素質是基礎，豈可偏廢。當今世界，青年學生需要掌握通識性知識，要學習思維方式，而不是簡單的知識堆砌。尤其是理工科的學生，更要注重培養歷史、文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豐富見識，開闊思路。” 原中國科協副主席劉恕教授說，現在的年輕孩子，張口是ＭＢＡ，閉口是ＩＴ，一門心思想搞高科技。其實，再高的科技，也要從基礎學起。沒有紮實的基本央A想出科研成果就是空談。 秦伯益說，我國科研評估體系是“應試型”的，每提一職或一級，都要以任現職級時的成果爲依據，科技人員往往只能以短短的三年或四年爲一個周期，安排自己的科研計劃，以免在提拔時因拿不出新東西而被“劃掉”。這迫使科技人員心浮氣躁，不得不去搞那些“番茄炒雞蛋”式的短、平、快的科學研究。這種情況下，青年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甘守清貧，不能急於求成，看什麽東西吃香就搞什麽，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才能最終學有所成 丘成桐在8月5日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會面，坦率地批評了中國科研人員過於重視獎金的問題。他說：“中國一些研究人員包括出名的教授，在研究中被獎金牽著鼻子走；而不少研究生則跟著老師走，所以中國至少在數學方面的研究，不容易達到一個自由發揮的境地。太過注重獎金，太過注重經費的研究，我想是不可能成左滿A因爲做研究的人不能夠自由發揮自己的想法。”丘成桐提出要注意一種現象：“在中國至少在數學科學，甚至理論物理方面人才缺乏，大學之間，研究院之間，或者大學與研究院之間在挖人才，有很大的競爭性，在某種意義上是好事。 可是，挖人才的後果，是這個人才有時候身兼三職，身兼五職，結果一個人不能夠在一個地方好好地留下來做研究，不能夠帶好他的博士生，或者帶領他們的學生做研究。往往是做不到一兩個月，兩三個月，就又出國了；出國半年回來還要寫很多報告，還要做很多雜事， 因此這樣的研究帶頭人，不能夠完整地帶領一個科研隊伍，變成一個惡性循環的空殼研究。”中國數學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馬志明說：“科學研究需要獻身精神，它的目的不是成爲明星，而是造福人類。” 馬志明說，現在中國科技界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工作、爲人都很出色。但是，由於外部環境的影響，如各種評獎、考察活動等過於頻繁，使年輕人不能安心科研，變得越來越浮躁。他說，作爲老一輩科學家，我們有責任引導青年一代樹立正確的科學觀、人生觀。現在國家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在科技界搞青年團隊，目的就是給青年人創造寬鬆環境，不讓他們整天想著爭科研經費、搶這個那個的獎項。 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北京1月23日就2001年世界和中國十大科技進展發表評論，認爲：中國目前科研經費占國內生産總值的1%，其中基礎研究費用占科研經費不到10%，而目前發達國家這一比例爲15%，我們力爭先達到10%，並希望達到15% 基礎科學的落後，意味著國家的落後。 2001年8月6日《北京青年報》 記者李愛暉問首屆國家科技獎得主吳文俊：“在國際上中國的發展水平處於什麽樣的狀態，到2010年又會如何？” 吳文俊說：“當代中國數學領域的研究是從70年代末才真正開始的，只用了20多年的時間就趕上來了，當然目前還不算是世界一流的，不能跟美國、法國、德國比。一個國家科學的發展與經濟力量是緊密相關的。我想再過10年，中國的數學應該能達到世界一流的水平。” 中國青年報記者曾問陳省身: “那您覺得中國的數學應該怎樣發展？” 陳省身說：“其實答案非常簡單，就是培養人才，找有能力的人來做數學，找優秀的年輕人到數學上發展，具體來說就是要在國內開辦領先世界水平的第一流的數學研究院。我們中國科學的根必須要紮在中國，只有在本土上生根，才能在本土上開花。” 記者問：“發展數學勢必要辦夠水平的研究院，那您覺得怎樣的研究院才是夠水平的研究院呢? ” 陳省身回答：“首先要開一些基本的先進課程。研究院辦起來了，學生也招進來了，接著便要給他們進行基本訓練，爲他們開高水準的課。一方面要培養他們的推理能力，讓他們知道什麽是正確的推理，什麽是不正確的推理。另一方面要讓他們對數學有感覺。那這樣的優秀學生從哪里來呢？我覺得我們國家每年派去參加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中學生都很不錯。雖然中學裏數學念得好將來不一定都研究數學，不過還是希望能有一部分人最終來研究數學，相信一定會有成就。” 一位喜愛數學的朋友在看了本文的原稿後給我回信:“中國在這方面也在努力改革中，雖然步伐像蝸牛那樣。它們的經費多起來了，研究員的工資也增加了，工作環境好起來了，研究大樓也趕_來了等等。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有錢情況會更好一些。但這只是資金方面的問題，有錢不一定就能解決問題。還有一個學習風氣的問題，同外國交流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更重要的問題，良好的學風不是要建立就能建立的，這同整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和人的素質有關。同外國交流也不是容易的是，你沒有料，拿什麽東西跟人家交流，人家也不願跟你交流，浪費時間而已。我認爲現在中國數學界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不要心急，大師級的數學家不是可以製造出來的。天才式的人物是罕見的。數學跟其他工程科目不同，工程項目要有國力才能上去（看看以美國爲首的太空站），但是數學有一個好的腦袋就可以搞了。在很艱苦的情況下，也出了華羅庚、陳景潤、Ramanujan那樣的人物。不過現在條件好了，搞數學的人不必再去愁柴米油鹽了。我始終認爲，搞數學是要有天份才行的，靠努力只能有小成績，只有有天份的人才會出大成績，天份更高的人才能成爲大師。大師級的人都是不怕孤獨的，也不會去計較生活是否富裕。但是，不怕孤獨的也不計較生活是否富裕的人，不一定能成爲大師。”你認爲怎麽樣呢?
有可能因為現在中國大陸教材的難度是台灣的10倍而且他們人多所以一常理判斷他們的精英會比較多
